撰写摘要：在汉服的复兴的今天，很多人都对汉服复兴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热爱汉服的人，大多数人不仅希望能够从美学的角度来复兴汉服，更希望能以汉服为载体复兴中华传统礼仪、舞乐书画、诗词文学等等一系列传统文化艺术。
在汉服的复兴的今天，很多人都对汉服复兴的提出了自己的看法。热爱汉服的人，大多数人不仅希望能够从美学的角度来复兴汉服，更希望能以汉服为载体复兴中华传统礼仪、舞乐书画、诗词文学等等一系列传统文化艺术，《汉服复兴，礼仪并重》应是较为经典的理论之一。但是，就汉服而言，仅仅并重礼仪与文学艺术，还远远不够，实际上，礼仪，文学、艺术之类，都只是华夏文化的表观形式。弘扬汉服，更应弘扬汉族服饰所承载的华夏传统道德理念和价值观念，或者说是华夏文化精神的内核。离开民族精神，表观形式一切都是空谈。
从汉族衣冠中，我们可以看到华夏（汉）民族文化精神所在。
汉服所承载的民族文化精神，除了她天然成就的“美学与礼仪之外”，至少还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：
其一，自信与认同；
其二，尊严与气节；
其三，责任与忠诚；
其四，廉耻与勇气；
其五，仁义与智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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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民族最重视自己的衣冠，她是华夏民族自信与认同的标志。
民族服饰是民族文化的视觉表现之一。古代汉族的科技水平、文化礼仪、物质财富等等都远远优于周边民族，在其服饰自然也有所表现，汉族服饰较之周边部落，美而丰富，并且有礼仪文化作为依托，所以更加深遂，华夏（汉）族人很早就意识到了这一点。
《春秋左传正义》云：“有服章之美谓之华，有礼仪之大故称夏！”“华夏谓中国。”这一“美”、一“大”两字，充分表现出“华夏”人对自己民族服饰、礼仪文化的自信。其实，古汉人将衣冠视为民族礼仪文化的承载，认为“定礼之大莫要于衣冠。”将“弃华服以就胡”看成是道统沦丧的表现。所以，”华夏”的”夏”字，即是“礼仪之大”的表述，同时也是对“衣冠文化深远”的进一步阐述。
可以说，汉族的族称、源于汉族服饰“华夏”二字，本身就带着汉族与生俱来的自信；可以体会，而当古汉人说出“冕服采章，对被发左衽，为有光华也。”这句话时，又是怎样的骄傲！
有此自信，所以汉族人就把华（汉）服看作是本民族区别于周边部落的突出标志，所以华服就有了“齐民心，别夷狄”的作用，而“被发左衽”则被看成是亡国的标志。
可以肯定，最迟在周代，华（汉）服，就已成了华夏人民自尊、自信与相互认同的标志。
一个心理健康的人需要自信和自我认同，民族也是一样，只有自信和自我认同的民族才有凝聚力，才能健康快速的发展。而汉室衣冠，正承载了华夏民族自信与认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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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面对异族的易服暴政时，汉族人民保卫自己衣冠文化的英勇行为，实际就是在维护自己民族尊严，是民族气节的体现。
也许就是因为汉族人太过看重自己的衣冠，以至遭人妒恨在所难免。历史上，每当汉族处于低谷时，汉服就常常沦为异族奴役汉族时的毁灭对象，一再上演被迫易服的惨剧，历史上的每一次对华夏衣冠的摧残，都伴随着侵略者狂暴嚣张的暴力胁迫和血流成河。
盛唐时期，吐番人就曾令其统治下的汉人“左衽而服、辫发纹身”。宋时，金人天会间下令削发，“不如金人式者死。”蒙元时，蒙古人明令禁止过华夏衣冠；而在明未清初，最震憾中国大事非
——“剃发、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，通行天下，法在必行者，不论绅士军民人等，留头不留发，留发不留头！南山可移，此令不可动！”
——“所过州县地方，有能削发投顺，开城纳款，即与爵禄，世守富贵。如有抗拒不遵，大兵一到，玉石俱焚，尽行屠戮。”
——“一人不剃发全家斩，一家不剃全村斩”！
以多尔滚为代表满洲贵族发布的“屠城令”后，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，不服则斩，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。时人陈确记：“去秋新令：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。令发后，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，朝至朝斩，夕至夕斩。”
这些侵略者的做法，其目的非常明确，就是要通过摧毁华夏衣冠来毁灭汉族互相认同的标识，造成华夷类同的视觉现象，混淆华夷界线，使汉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失去物质依托，”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！”以此达到弱化华夏民族的反抗意识，及其“长治久安”的目的。
然而，易服严旨和武力威胁，换来的不是华夏人民的畏惧，而是顽强的反抗斗争。
知真定李邈等坚决不从金人“削发”令，反抗而死。
到了清初，满洲的“剃发易服”令更是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抗，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几乎遍及全国，就连一向“民风柔弱”的江南民众的也立刻掀起了反抗的怒火，在松山、昆山、苏州、嘉兴、绍兴、江阴等地熊熊燃烧，很多城中的民众不分男女老幼，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。
汉族对剃发易服暴政的反抗，不仅是为了保存自己的风俗，更是为了维护本民族的尊严。
华夏－－汉民族不是一个愚讷保守的民族，而是善于吸收他人长处的民族。自古至今，汉族常常借鉴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来充实、发展自己，对于衣冠也是如此，赵武灵王”胡服骑射就是最好的一例。(注：胡服是指借鉴了胡人服饰中窄袖的特点，而当时，胡汉服饰的主要区别是左、右衽，而赵武灵王所着之服仍是右衽，是典型的汉服。
学习借鉴外来优秀文化是华夏民族包容与自信的表现，然而被人胁迫而放弃本民族服饰却是奇耻大辱。民族的尊严，是这个民族强大凝集力的核心，更是促使其生存发展壮大的重要因素。对于一个民族，连穿什么衣服都不能自主，还有什么尊严可言？外族统治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，以暴力变我风俗习惯，毁我文化传统，是可忍孰不可忍，必然遭到华夏民族的强烈反抗，在“华人髡为夷，苟活不如死！”（顾炎武《断发》诗）的气节感召下，华夏人民的反抗悲歌感天动地。
以清初的江阴为例：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清朝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，相率“拜且哭曰：头可断，发不可剃”的情况下爆发的。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，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，丧亡“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”，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，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，高唱着“江阴人打仗八十日，宁死不投降”的雄壮军歌。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，八月二十日，江阴城被清军攻破。清军攻进江阴后，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，就下令屠城，“满城屠净，然后封刀”。全城人民“咸以先死为幸，无一人顺从者。”大砍大杀了三天，被屠杀者达17.2万人，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。江阴这小小的城池，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，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，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，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（《中国通史》，丁文主编）。同样，在嘉定三次屠城后，当满清统治者“如愿以偿”的将“削发令已行”的旗幡插上城头的时候，满城已是白骨累累，史载：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，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。
这时的华夏衣冠，对于汉族人而言，何止是一种服饰，她实际已经成了民族尊严的象征，坚持华夏衣冠，正是民族气节的体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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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民族衣冠的守护，出于对祖国的赤诚忠心，体现人民对祖国的责任。
唐朝，吐蕃占领敦煌初期，尚乞心儿强行推行蕃化政策，让沙洲人民改易穿著、学说蕃语、赭面纹身。但是这些汉人，“没有忘记曾是大唐的子民，他们虽身着蕃装臣于蕃虏，但每年祭祀父祖的时候，都穿上中原汉人的服饰，号啕大哭，东向而拜，祭后再将汉服脱下秘密藏起。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，许多落入吐蕃的汉人都未能见到敦煌重归大唐的那一天，而当他们即将面对死亡的时候，他们总是嘱咐自己的子孙不要忘记自己的祖国是大唐，后辈们为死去的先人穿上汉人的服色出殡入葬，使先人能够带着一点安慰在另一世界实现回归大唐的梦想。”（《吐蕃在敦煌推行的改革》赵晓星，兰州大学敦煌学研究所）
王昭君在和番的路上，在汉胡交界之处，将汉家衣服脱下，表示其心永留祖国。
“一落蕃中四十载，遣著皮裘系毛带。唯许正朝服汉仪，敛衣整巾潜泪垂。”（白居易《缚戎人－达穷民之情也》）
“胡雁向南飞，明妃西嫁几时归？胡酥入馔捐汉食，胡风中人裂汉衣。”（元·杨维桢《昭君曲》）
这时的汉家衣冠，则成了汉族人对祖国思念的寄托，这份忠心，其赤诚足可感召日月。
忠诚与责任本是相辅相成，有了对民族的忠诚，就有了民族责任感，至于那些对民族没有责任感没的人，自然不会有什么忠义之心。而这份忠诚与责任，在剃发易服之时，炼出一句精言：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！”
清初，顾炎武很明确提出了人民对民族的责任。他的《日知录》中写道：“仁义充塞，而至于率兽食人，人将相食，谓之亡天下……保天下者，匹夫之勇，与有责焉耳矣！”我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《南明史》第一章第一节写道：“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‘被发左衽’（剃头改制），‘亡天下’了；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，都应当